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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年两次环游中国,这名老外却说,我越来越不了解中国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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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年两次环游中国,这名老外却说,我越来越不了解中国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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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杨伏山林春茵黄咏绸彭莉芳

中国改革开放40年,美国人潘维廉一家在特区厦门生活整整31年。

“别叫我老外,我是‘老内’”,62岁的潘维廉说话非常幽默风趣,“我们见证了中国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变化,从某些小方面来说,我们甚至也参与了这些变化。”

1988年,潘维廉举家来到厦门。如今,潘维廉成为福建第一位获得在华永久居留权的外籍人、厦门市荣誉市民,厦门大学工商管理教育中心教授。

去年底,潘维廉教授出版新书《我不见外——老潘的中国来信》(中、英文版),以30年来47封写给美国家人朋友的私人信件,纪录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。他把书寄给习近平总书记,习近平总书记则给他回了这样一封信。

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,这些年你热情地为厦门、为福建代言,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,这种‘不见外’我很赞赏。

探险家,两次“环游中国”

潘维廉最近一次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,是在他第二次自驾环游中国返回厦门之后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潘维廉一家驾驶一辆昵称“丰小田”的面包车,“八十天环游中国”。自驾两万公里环游福建和中国东南部之后,又自驾4万公里环游中国,一路到西藏再回来。

25年后的今天,潘维廉和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师生结伴,“重走”中国城市和乡村,全程31天,行进上万公里。潘维廉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说,目前自己正在整理旅行笔记,介绍中国的“变”与“不变”,不过,他觉得自己“越来越不了解中国了”。

“变化太大了。”潘维廉说,“中国太大了,人那么多,为什么能在25年里发生这么大的变化,而且即使在偏僻地区,也有很大变化?”

潘维廉以为中国要用五六十年,甚至七八十年才会发生大变化。没想到只用了25年他就看到巨变。

在8月26日福建电视台正在热播的“老潘中国行”节目中,潘维廉走进第十六站: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。一位村民徐立道告诉潘维廉,他是1949年以来,第一个到村里来的外国人。潘维廉笑说:“我是半个老外,因为我是老外脸,老内心。”

潘维廉还发现,即使在这个几乎是“无论魏晋”的偏僻小山村里,不但有水泥路、好房子,还有电和网络,老农都在用微信和淘宝!

潘维廉向记者回忆起,1994年,他的朋友曾质疑中国“靠海的发展,内地没发展”,他决定亲自走一走,“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”。

25年前,他到兰州,在兰州最好的宾馆住了三天三夜,但是,其中两天两夜停水停电,他们一家住在24楼,每天回酒店都苦不堪言。

这次他重返兰州,问当地人:“你们还停水停电吗?”

当地人说:“怎么会停水停电呢?”

25年前,“没什么地方吃饭,我们车上吃,睡”。问路也是一大问题,“因为没人承认自己不懂路”。内蒙古人指路将他们带离似有强盗出没的沙漠地带,而四川人指路则让他们折回了西藏,耽误3天行程。

而如今,到处都是旅馆、饭店、新鲜的水果,旅游纪念品,甚至女士停车位。

潘维廉说,这25年来,中国最大的变化是“道路好太多了”;另一个巨变,“绿化多了”,25年前,中国中西部到处是“土”色,但是现在,西部的很多地方都是绿色。

潘维廉说,此行遇到的人和事让他再次见识了:“中国有普通话,但没有普通人”。

有缘人,与中国结缘

潘维廉和中国的缘分,得从上世纪70年代说起。1976年,美国在台湾还有驻兵。20岁的潘维廉作为美国空军士兵被派遣台湾。

他很快爱上这个“美如翡翠”的岛屿。休假时他沿海岸线绕岛骑行,为挪威传教士经营的儿童医院募捐。

在潘维廉的回忆中,任何经历都自带笑点。天气酷热,他用薄的白色中式寿衣布裁衣服穿,这身打扮和他的外国人样貌,把不少偏远山区的台胞吓到尖叫:“鬼啊!”但也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人指出:这分明是“洋鬼子”!

这段台湾经历,对潘维廉影响至深。他对海峡对岸的大陆产生了兴趣,当他娶了一位在台湾出生长大的美国女孩苏珊娜为妻后,还把她也带到了中国大陆。

1988年,潘维廉管理学博士一毕业,就做出改变一生的决定:卖掉经营多时的金融公司,和苏珊娜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来到厦门。

当时,全中国只有厦门大学为留学生提供住宿,潘维廉本来想在厦门学一两年中文,再去别的地方,没想到,一到厦门,就爱上了。

潘维廉曾在中山路丢了个包,包里有护照以及两个月工资。一个裁缝师傅捡到后归还了包,还谢绝了潘维廉的酬谢。“后来我才知道,裁缝工作很辛苦。我再去找他时,他已因病去世了,我为此非常伤心。”潘维廉说。

来大陆不到一年,潘维廉就得到了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外籍工商管理硕士教师的职位。每当周五的晚上,二三十名学生挤进他的厦门大学凌峰公寓。他们在院子里的乒乓球桌包饺子,潘维廉弹吉他,教学生们唱西方歌曲。

潘维廉眼中的厦门大学教授也很有趣,他在《老外不见外》一书中写道:

早起的人群中,“一群群看似羸弱实则身体强健的老太太(退休教授)或挥舞着中国折扇或挥舞着红缎带和亮晃晃的剑(估计是用来对付桀骜不驯的女婿),练习各种复杂多变的招式,他们时常督促:‘一起来吧,潘教授!’但所谓‘心态决定年龄’,我是永远也赶不上这些时髦老太太的步伐了。”

而关于喝茶,潘维廉是这样描述的:

每星期至少一到两次,我停下来喝茶——“烦躁地等着他们花20分钟洗涤茶具、烧水、倒茶,接下来的20分钟,便用小巧的闽南茶杯细细品尝两口。”

慢慢地,他开始享受这种方式。

初到中国,“没有车”是最大的冲击之一。潘维廉清楚记得,1988年整个厦门只有3路公交线,3个公交站点:轮渡、火车站和厦大。那时的公交车是木地板的,汽车尾气会钻到车厢里来。“人上车的时候是白的,下车的时候是黑的。”

为了方便带着妻子和儿子出去,潘维廉还多次找政府申请,并写下保证书,才买到一辆脚蹬三轮车。有一次,潘维廉正蹬着三轮车,有一对年轻人拦下他问:“去中山公园多少钱?”原来,他们以为潘维廉是人力车夫。每次回忆起这段趣事,潘维廉都哈哈大笑。

潘维廉的大儿子出生于1986年,小儿子出生于1988年。潘维廉在厦大教工的住宅区发起兴建一个儿童乐园。他自掏腰包买水泥,并亲自搬运石块垒起一座假山,还装上了喷泉。

后来,他又在一棵相思树上搭了一间“空中小木屋”,用白铁皮做了一个滑梯。他还去海边,向渔民讨了一个旧浮球,从自己的车上卸下一个旧轮胎,造出了孩子们喜欢玩的秋千。

初到中国,潘维廉渐渐爱上中国美食,同时也想念舌尖上的美国。买不到正宗的美式面包,潘维廉就乘船,再转车,花了两三天,从漳州买回石磨。一家人自己磨小麦,做美式面包。

他还曾蹬着自行车来回3个小时跑到厦门信达湖里经济特区免税店买蛋黄酱,意外收获买到金枪鱼,“这让其他外国人全都兴冲冲地骑自行车飞奔去买”。

为了奉苏珊娜之命,买到感恩节的火鸡,潘维廉亦在厦门外事办年轻同志的陪伴下,骑自行车去乡下寻觅,遇到各种波折,又遭遇养鸡农户不肯卖,幸好外事办同志一番又一番解释,终于完成任务。潘维廉只听懂了“他老婆”三个字,对方心领神会的笑容令他感慨:“中国人太清楚家庭和睦的重要性了。”

如今,厦门有6家沃尔玛购物广场、1家山姆会员商店、多家法国家乐福、1家德国麦德龙,还有超过6家大型购物商场。“我们能够买到过去极度渴求的外国食品和产品----尽管现如今我们基本只吃中国食物了。”

代言人,让西方人更了解中国

潘维廉对弱势群体抱有同情之心。他和苏珊娜资助了12名希望工程孩子,还通过福建山城龙岩的孤儿教育计划,帮助了几十位孤儿。

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同样赞许中国人“回馈祖国”的爱国之情。他这样写道:

一贫如洗的海外华侨,把微薄收入的大部分寄回家乡,当数以百万的人这样做,这些微薄的回馈积少成多,让中国熬过因西方鸦片贸易而被榨干的一个世纪。如今,海外华侨仍每年捐资中国兴办学校、发展大学教育、开办孤儿院、修建马路等。

他尤其提到了厦门大学校主陈嘉庚,还提到另一位赚得“百万身家”的保姆,帮助成千上万人脱贫。

潘维廉来自西方,最了解西方对中国的偏见。身为厦大管理学院的外籍教授和学者,他希望能让西方人更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。

潘维廉位于厦门大学嘉庚楼的办公室不到10平方米,书柜里、空地上,堆满了关于中国历史的书,其中很多书都是英文版的,他在进行跨文化研究。

为了让更多外国人了解厦门,潘维廉制作了英文网页,还写了10多本介绍厦门的英文书籍。写着写着,这个“厦门通”发现,其实不仅“老外”,一些年轻的厦门人也太不了解家乡。于是他开始出版中文版。“年轻人只有懂得历史,才有信心走向未来。”他说。

目前,潘维廉已经著有《魅力厦门》《魅力福建》《魅力泉州》等多本著作,还将策划实施出版“老潘看中国”系列丛书。

随着对厦门的日渐了解,他热衷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这片土地的“代言人”。除了著书立说,向海外介绍中国的同时,潘维廉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助中国在世界上发声。
2002年,他作为厦门市的发言人,倾情讲述厦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,为厦门获得国际花园城市金奖立下大功。此后几年,潘维廉还先后帮助福建泉州、上海松江区、常州武进区获得国际花园城市金奖。

在潘维廉看来,中国不仅开放,而且与西方靠战争和强权推进对外贸易不同,中国走的是和平贸易之路,“中国人做生意不靠刀剑,中国在历史上是唯一的完全靠经济发展而成为‘超级大国’的国家。”

“我很高兴,我那些在1990年代早期跑到海外的许多学生已经回到中国。”潘维廉说,他们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,“我很欣慰我能够说,‘我早就告诉过你了!’”

来源:

福建日报


编辑:张燕玲

[见圳客户端、深圳新闻网编辑:王修竹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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